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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上庭廊月徊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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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学良: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  

2015-10-15 10:30:45|  分类: 评论视野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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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15日 - 赵炜 - 秋上庭廊月徊林

很多人说“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”,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,而是缺少平台。

1、“专业人士”不算知识分子

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,有两个重大时期,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。一是清末,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,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,但起的作用非常大。

另一个时期,今天通常用“五四”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,但实际上,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。1930年以后,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。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,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。

1949年以后,也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两个时期,但由于大环境使然,知识分子已难以发挥前两次那样独立的作用。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一段,但这段很短。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我们都认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时间,但回顾当时的言论,无论是尖锐度、深度,还是身边的政治现实、社会现实、经济现实和文化氛围,都比前两次差了一大截。

此后,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深层变化。所谓看不见,不是说你感觉不到,而是在媒体上没办法讨论的事。而看得见的东西,就是过去30多年来商业化越来越重了,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,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——商业化时代,人们变得世俗、功利,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再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惊天动地。

与此密切相连的,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专业化,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发生了严重分化。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但越来越趋专业化后,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“专业人士”,比如会计、医生、教师等。这批专业人士的数量,过去30多年增长最快,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低度发达进入中度发达的一个标志。

但严格地说,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。所以进入高度分化的时代以后,人们通常在“知识分子”前面加上“公共”二字,即指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,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,才能称为知识分子。原来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,其实是不对的。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那股改革的劲头能够延续下来,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一样。后来,受过高等教育,愿意当、敢于当知识分子的人大大减少了。

2、“精神重建”至关重要

直至今天,我们依然面临“精神重建”问题。在英文语境中,精神重建是与道德而不是知识相关的。知识是指比较深的东西,能够转换成科学技术,甚至转换成具体的谋生手段的,而精神主要是一种道德素质、道德关怀和道德共识。

在发达国家,随着社会进入全面商业化和专业化,在精神方面主要靠两大块推动,一个是宗教,另一个就是世俗知识分子。在宗教领域从事活动的重要人士,从素质看,可算作知识分子,文盲很难进行那种工作,他们是非世俗的。

而世俗领域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非宗教的方式实现价值传承、价值重生、价值重构和价值创新,他们可能是教师,可能是律师,也可能是传媒界资深人士,甚至包括近一二十年新出现的关心公共事务的小团体,比如与环境、生态问题相关的组织,共同关注某种疾病的医生团体,在传统社会中受到主流排斥的团体,等等。

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都有这两块,而且是持续互动的。但中国这两块又小又弱,而且不能持续,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供它们活动,难以强盛起来。这也造成了我们常说的“当今的知识分子没起到应有的作用”。

缺少这两块,最终会对社会造成伤害。今天的社会,人们总抱怨有那么多的问题:社会缺乏信用,一些行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,一些很微小的事也会激化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,人与人之间冷漠,缺乏关怀,见死不救,缺乏温暖的东西。

属于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、价值被忽视甚至被破坏,人跟自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……这些很多要靠法律解决,还有一些要靠物质条件改善解决,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,是要靠精神价值来缓解。

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支柱,法制是一个支柱,那么还有一个支柱就是文化、精神的活动。要创造一种使人活得更有尊严、更和谐的生活氛围,仅仅靠道德、精神和文化价值是不够的,但少了这一块,同样是不行的。现今很多社会问题都与缺乏精神价值的繁荣、传承和创新有关。

3、商场和官场:两个巨大的磁场

很多人说“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”,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,而是缺少平台。没有平台,再伟大的人,除了你身边极少数的几个家人或朋友,人家都不知道你,听不到你的声音,不能从你那里受到启发或鼓励,不能从你那个地方寻求方向。

公共知识分子有言论和结社这两个平台,才能被人知道,才能变得越来越有影响,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发挥作用。这两项是最基本的,但我们都知道,现实中想去注册成立一个团体或组织,是很难的。比如,你成立一个团体,专门救援弱势群体,包括他们的权益问题,这就进入了公共知识分子领域,但这都很可能被限制。

另外,社会商业化后,有了更多的诱惑,有些人觉得说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,还不如给房地产公司写东西去。人都是这样子,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成,那怎么办呢,总得找点事情做做。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真的坚持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中国几千年来很推崇这种道德,但这种人还是太少了。

如果你发表了几篇尖锐点儿的文章,有人把你叫去,说再这么干,工作没了,饭碗没了,你考虑两个礼拜吧。两个礼拜后,就说我们现在哪个局或哪个厅,有一笔经费,我们觉得你的素质挺好的,你就做这个事情吧,别的事情不要再干了。大部分人恐怕就抵抗不住了。一个是官场,一个是商场,这两个巨大的磁场吸引力太大了,能够抵抗住的人太少了。

4、国外的“知识分子思想光谱”

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,但限于篇幅,这里只作有限意义上的介绍。比如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,有各种各样的诱惑,在这个意义上,应该很难产生大知识分子,或知识分子难以发挥重要作用。但我在美国看到的恰恰相反,美国的知识分子挺多,在主流媒体上写文章、开专栏,在公共讲堂、论坛上做演讲,在最重要的教会、宗教团体里布教,可说是人才辈出。

美国在这方面显示出广泛和多元。这些知识分子在你能够想象得到的、在公共关心的问题上,虽然达不到完全的言论自由,但只有极少数问题,比如危害到种族关系的不能乱讲。

而中国的知识分子,无论从数量,从言论的深度,还是构建新的价值观、价值体系的创造力,都有问题。

欧洲有些国家比美国小多了,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大得不得了,尤其是英国和法国。在法国,有什么问题知识分子都会出来讲一讲,比如宗教问题、堕胎问题、同性恋婚姻问题、单身妈妈问题、移民问题、环境问题,更不用说政治问题、经济政策问题、社会福利问题了。

所有重要问题,都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提倡,同时也有知识分子在反对和批判,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谱(spectrum),思想观念像七色彩虹一样丰富灿烂。这就是观念的多元化,而且多元之间要不断地对话竞争——和平的竞争——才能出现大师一样的人物。

一个社会,如果人们过了很多年以后回忆,哎呀,20年、30年,甚至50年以前,他当时已经告诫我们,如果不做哪些事,我们后代就面临什么样的困难,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,他那个告诫太有远见了。

这就是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存在——出观念,出价值,出刺激性的学术(非专业性的),这是最重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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