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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上庭廊月徊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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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汤一介:我在沙滩的北大与未名湖的北大  

2017-07-15 16:46:50|  分类: 夜风清清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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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算起来我在北大的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四十多年了,这就是说我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北大,因此称我是“北大人”应是没有问题的。要问我在北大生活得最愉快是哪一段时间,我会说是1946至1951年在沙滩的北大。虽然那时生活很苦,我们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,菜的质量极差,住的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,七、八个人的上下铺,冬天有时没有煤生炉子,冷得要命。但这些身外之事,都没有影响我对北大的深情。那么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是什么呢?是我的那些老师们,是他们的学问,是他们和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。

    我很幸运,由于那时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,我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,而且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,我的那些老师的课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    我的“大一国文”是由冯文炳(废名)老师教的,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和诗,就是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散文和诗的味道。废名给我们讲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他一开始就说:“我比鲁迅了解《狂人日记》更深刻。”这使我们这批学生都大为吃惊。他在介绍他自己的小说《桥》中的名句,是那么洋洋自得。在《桥》中一段描写,夏日太阳当顶,热不可耐,一个人长途跋涉走到靠近一棵大树,废名用了“日头争不入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。在课堂上废名对我们说:“你们看,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呀!无人能超过!”我们每日都要写作文,而且废名对每篇作文都要评论。有一次,他评论一位女同学的作文说:“你们看,她文章的风格多么象我的呀!”废名老师就是那么真诚和可爱呀!52年院系调整后,废名被分配到东北师大去了,以后我虽然没有再见到他,但曾读到过他写的一篇题为《读了〈新民主主义论〉以后的喜悦》的文章。但到文化大革命中,先是听说他的眼睛瞎了,后来又听说他因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种种摧残而去世了。像废名这样可亲可敬的老师难道应该这样的离开人世吗!

    梁思成先生是有名的中国建筑学家,他虽然是清华的教授,但在北大开了一门“中国建筑史”的课。我由于慕名,也选修了这门课。梁先生讲课非常有条理,而且很生动。有一次他讲到,为了证实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仍然是唐代的,他自己就爬到大梁上去查看,见到大梁上有唐代的年号,在高兴之余,不慎掉了下来。讲到此处,梁先生说:“证实了唐寺,掉下来也值得呀!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事业的崇高精神就是这样的。

    我选修了西语系的“英国文学史”,这门课是俞大缜教授教的。她用英语讲课,课本也是英文的,对我这个哲学系的学生说是有一定困难的。俞大缜教授每次讲完一节都要问我们这几个外系的学生听懂没有。如果没听懂,她就会简单地再重复一遍,并且在下课后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,要我们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,并指出重点是什么等等。由于俞大缜教授的帮助,这门课我也考了64分,总算及格了,而且外语系的学生也并不是都能及格呢!

    我曾上过胡世华教授的三门课:“形式逻辑”、“数理逻辑”、“演绎科学方法论”。这就是说,在北大我跟胡先生学习的时间最长,共有三年。根据我的条件,学“数理逻辑”是有相当困难的,因为这应该有一定的数学基础,而我并没有学过“微积分”、“数论”等等。但是,在胡先生的培养下,我不仅把“数理逻辑”学完,而且我对“数理逻辑”的题目的演算很有兴趣。那时,我作了许多算题,而且胡先生经常为我修改我的算题,经他修改,那些推导就成了巧妙的式子。真是的,数学很像美学。56年,在我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五年,胡先生曾考虑把我调到他所在的科学院计算所去,但我没有去,我知道自己的数学基础太差,而且快三十岁的人,从头再学数学,困难是很大的。此后,我很少见到胡先生。1996年春,忽然接到胡先生的电话,他说,他想和我聊聊。我就去看他,这时他患柏金生氏症卧病在床。胡先生说,他是想看点佛教的书。于是,我准备了一些佛教和佛教史的书送给他。照理,对一位生了病的老师,我应该常常去看看他,但由于种种原因,我很少去看他。不久胡先生去世了。我常常想,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应该多去看看胡先生,和他多聊聊呢?

    此外,我还选修了杨振声先生为中文系开的“欧洲文学名著选读”。冯至先生开的“德文”等等。今天回忆起来,在我作学生时代的那些老师,在我心中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,我尊敬他们,我爱他们。有时我会反问自己,在我身上还有没有废名先生的那种“天真”呢?有没有梁思成先生那种“热情”呢?有没有俞大缜先生那种“慈爱”呢?有没有胡世华先生那种“敬业精神”呢?我不敢说,环境,特别是政治环境对人来说是一种太可怕的力量呀!

    我于1951年毕业,离开了沙滩的北大;1956年,当我再回到北大时,已是在未名湖的北大了。今天的北大,在物质条件方面比五十年前好多了,而且相对地说北大仍然是中国大陆比较可以自由思考的地方。但我总感到在北大现在似乎缺了什么,又多了点什么。缺少学术自由的风气?缺少追求真理的勇气?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关怀?也许都不是,也许都是。多了点官气?多了点金钱的诱惑?多了点乡愿之气?也许都有,也许都没有。说真的,很难说清。关于北大,现在确实有许多不同的看法,近日读于光远同志的一篇文章,题目为《大学者,有大师之谓也——读〈清华旧影〉》,是刊于《中华读书报》,1999年3月10日第七版中,其中有如下一段:“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。人老了更觉得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。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,是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。我是个‘今不如昔’论者,但坦白说,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,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,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。”

    光远同志的这段话,也是我和与我比较熟悉的北大人常常想到和谈到的问题。我最近出了一本书,是钱文忠同志帮我编的,但书名是我自己拟定的,叫《昔不至今》,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有些事正如光远同志说的“今不如昔”。为什么“今不如昔”,我想也许是因为“昔不至今”吧!因为过去的那种环境、条件不存在了,那么“昔”如何至“今”呢?比如,梅贻琦校长可以说:“大学者,有大师之谓也”,但今天还能这样说吗?我认为,今天是出不了大师的,特别是文科,因为没有出大师的环境和条件了。这大概和我国“重理轻文”有关吧!“重理”是完全应该的,“轻文”就不对了。“轻文”会使北大失去作为北大灵魂的“兼容并包”、“学术自由”的精神。现在,北大一再提“创世界一流大学”,当然我们作为北大人都希望北大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,但是不重视文科,特别是不重视文史哲,真的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?我们如果了解北大的历史,就会知道,沙滩的北京大学在当时为什么在海内外有相当的名气,很大程度靠文史哲各科!在人类社会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,希望北大能恢复和发扬北大“学术自由”的精神,能为中国和世界在人文精神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汤一介:我在沙滩的北大与未名湖的北大 - 赵炜 - 秋上庭廊月徊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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